与此同时，我在做一件事：阅读。以前做店员的时候没机会，现在有了。
很奇怪，真的，即便是在那时的我看来，这一切还是很奇怪：我成了一名少尉军官，伦敦口音几乎没有了，能分辨出阿诺德·本涅特和埃莉诺·格林。可就在四年前，我还系着白色的围裙，在柜台后头切干酪，盼着有一天自己能开一家杂货店当老板。总的来说，我得承认，战争既给我带来了好处也带来了伤害。不管怎样，从学问的角度讲，在那个年月，读小说是唯一真正的教育。它让我的思想发生了某种变化，它让我有了一种态度，一种怀疑的态度。要是过普通的日子，我就不会有这样的态度。不过——我想知道你是否能理解——真正改变我的，真正给我深刻印象的，并不是我读过的那些书，它们就像当时我过的那种腐化、没有意义的生活一样，对我的作用不大。
那真是一种说不出来的、没有任何意义的生活。时间是1918年，我在临时营房里的炉子旁坐着，读小说，而在数百英里外的法国，炮火连天，可怜的孩子们四散奔逃，因为恐惧，书包都被身上冒出的冷汗浸湿了。他们被赶进机关枪的射程中，子弹纷纷射向他们，就好像射进炉子里的一个个小煤块。我属于幸运的那类人，高层已把他们的目光从我身上移开，我在一间舒服的避难所里，为一份并不存在的工作拿着薪水。那时候，我总是陷入恐慌之中，生怕他们会想起我，把我挖出来，可这事最终没有发生。官方的表格印在粗糙的灰色的纸上，每月还是如期寄来，我把它们填好后再寄回去，然后更多的表格来了，我又把它们填好，又寄回去，反反复复，一直这么持续下去。整件事就像一个精神错乱者的梦。这件事，再加上我读的那些书，给了我一种什么都不相信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