嘻嘻，我是王京，王京就是我。我们这位平时天真得孩童般的科学斗士，手拿人大会议新闻公报，津津有味地唠叨着。回家的时候，他拿着报纸有趣地对自家的孩子说：这个王京就是我！
从这一年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始，王淦昌当了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直至1987年第七届人大。而这二十几年间，王淦昌始终在中国核武器试验及核能科学工作的最前沿领导着中国核领域的秘密工作。
我们常把王淦昌等著名科学家誉为两弹元勋，这两弹指的就是原子弹和氢弹。
出于对时局与形势的考虑，就在罗布泊第一次大爆炸之后，中南海随即决定了搞氢弹的战略决策。就在王淦昌参加人大会议之时，他和并肩战斗在核武器试验一线的核专家们接到了毛泽东主席的又一道命令：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有。其实早在研制原子弹的同时，我们的最高决策者已经把视线触到了别人有我们也应该有的氢弹上，而这个弹远比原子那个弹威力要大得多，且其相关的技术当时仅由美苏英三国掌握着。而从来就好胜的法国总统戴髙乐将军当时曾发誓要成为拥有氢弹的老四。这时的我们，几乎包括王淦昌、钱三强这些中国的顶级核物理学家对氢弹方面的技术也一无所知。然而中国人向来有不信邪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