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虽然希腊以及整个西方视觉文化发生了一些改变，但基本传统保持不变。一些学者将近代西方视知觉领域发生的某些变化，看作是整个西方世界一以贯之的传统，这是不妥当的。确实，随着科学实验精神和经验主义在欧洲的复兴，唯理智主义和理性主义在欧洲有所收敛。科学中的视觉倾向开始出现。例如，力学的视觉图像不再是纯粹的几何图像，它包括了机械图、物理学的几何图等；描述物理的一些参数像振幅、音高等被转化成为可视化的视觉参数等。在艺术领域，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形成的透视方法被广泛运用于绘画艺术中。这种画法“把视网膜映像尊为对物理最‘真实’的表达”[75]。在这种背景下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走到同样一个地方，头放在同样的位置上，同样闭上一只眼睛，就可以看到相同的视野图像了。大画家达·芬奇把肉体之眼和心灵之眼或理智之眼区分开来，并要求艺术家人们要像镜子一样真实地反映面前的一切。但是，（焦点）透视法则与其说是视觉的，毋宁说是数学的，尤其是几何的。因为它严格地遵循了几何光学的原理；虽然中世纪的工匠们不断生产透镜以供远视的人们，然而透镜从来没有作为观察仪器真正进入科学领域。经院哲学对用透镜观察对象存在一种根深蒂固的错误观念，甚至认为“以视觉为基础的，无权成为科学”[76]。例如，伽利略通过自制的望远镜发现月球并不像从前的哲学家们所认为的那样是光洁平滑，而是布满了斑点。为此，他受到传统哲学家们的冷遇和讥讽。[77]而帕多瓦的哲学教授们根本不愿意去看一看伽利略的望远镜，他的比萨同事们则在大公爵面前竭力想用逻辑的证据证明，“他（指伽利略——引者注）仿佛是靠了巫术的符咒似的，把新行星从天空咒了出来”[78]。由此不难看出，“中世纪的欧洲人和阿拉伯人未能认识这些现象，不是因为它们难于观测，而是他们盲目相信天体完美无缺的成见和思想上的惰性造成的”[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