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学者方孝孺讲过这样一个故事。方孝孺小时候有一次同一位老书生一起去逛闹市。回家后，方孝孺发现，“凡触乎目者，慢不能记”。而老人则把闹市中的一切都讲得清清楚楚，连一些细枝末节都记住了。方孝孺问老人这是怎么回事。老人说：“心之为物，静则明，动则眩。”又说：“子观乎车马，得无愿乘之乎？子见乎悦目而娱耳者，得无愿有之乎？人惟无欲，视宝货犹瓦砾也，视车马犹草芥也，视鼓吹犹蛙蝉之音，则心何往而不静？”方孝孺“养心”三年，终于获得像老人那样淡泊洒脱的人格心胸，终于能进入虚静状态，终于能像老人一样洞彻周围世界的美。这个故事说明，虚静状态的获得是要靠长期的修养功夫，使人格心胸发生变化。
西方的“心理距离”是一种注意力的调整，心理定向的临时转变，与人格心胸无关。在布洛所讲的“雾海航行”的例子中，如注意力在“正常视象”的功利方面，那么就会觉得客轮的速度放慢，耽误了航程，影响了日程安排；或者担心客轮触礁，发生海难，这就让人感到危险。但是如果我们不把注意力放在这方面，而去观赏在雾海中漂泊的情景，周围迷迷蒙蒙，不也显得很美吗？这说明心理注意力的转变，可以摆脱功利欲望，就会获得“心理距离”，就会产生对美的体验。距离说的基本思想是审美过程中的临时的精神自我调整，恰好就是求一时之功。虚静说和距离说的不同正好反映了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不同之处，中华文化凡事讲渐进，西方则常常讲突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