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学者方孝孺讲过这样一个故事。方孝孺小时候有一次同一位老书生一起去逛闹市。回家后,方孝孺发现,“凡触乎目者,慢不能记”。而老人则把闹市中的一切都讲得清清楚楚,连一些细枝末节都记住了。方孝孺问老人这是怎么回事。老人说:“心之为物,静则明,动则眩。”又说:“子观乎车马,得无愿乘之乎?子见乎悦目而娱耳者,得无愿有之乎?人惟无欲,视宝货犹瓦砾也,视车马犹草芥也,视鼓吹犹蛙蝉之音,则心何往而不静?”方孝孺“养心”三年,终于获得像老人那样淡泊洒脱的人格心胸,终于能进入虚静状态,终于能像老人一样洞彻周围世界的美。这个故事说明,虚静状态的获得是要靠长期的修养功夫,使人格心胸发生变化。
西方的“心理距离”是一种注意力的调整,心理定向的临时转变,与人格心胸无关。在布洛所讲的“雾海航行”的例子中,如注意力在“正常视象”的功利方面,那么就会觉得客轮的速度放慢,耽误了航程,影响了日程安排;或者担心客轮触礁,发生海难,这就让人感到危险。但是如果我们不把注意力放在这方面,而去观赏在雾海中漂泊的情景,周围迷迷蒙蒙,不也显得很美吗?这说明心理注意力的转变,可以摆脱功利欲望,就会获得“心理距离”,就会产生对美的体验。距离说的基本思想是审美过程中的临时的精神自我调整,恰好就是求一时之功。虚静说和距离说的不同正好反映了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不同之处,中华文化凡事讲渐进,西方则常常讲突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