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乘之患，大臣太重；千乘之患，左右太信，此人主之所公患也。（《孤愤》）
所以，要维护君主至高无上的权力，就一定要“防奸”、“察奸”、“除阴奸”。纵然是功臣，也决不可让其有真正的实权，必要时便可以加以诛杀。不重其功，而看重其对人主之患。历代功成之后，“飞鸟尽， 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韩信倒是说得太明白了。
他甚至提倡特务政治：
明主者，使天下不得不为己视，使天下不得不为己听，故身在深宫之中而明照四海之内。（《奸劫轼臣》）
明主观人，不使人观己。（《观行》）
君主就是这般处势抱术的，事成则君主有功，事败全由下臣所承担：
明君无为于上，群臣珠惧乎下。
有功则君有其贤，有过则臣任其罪。（《主道》）
这样的事实，几千年来，一直到今天，我们实在是见得不能再多了。在《外储说右下》篇中，韩非更是强调，只要君主擅长于权术，哪怕生活腐化佚乐，也照样能创其帝王之功业。也就是说，个人的道德修养是微不足道的，甚至愈坏的君主，就愈能成气候。他这么说，倒不是没有道理的，在伦理秩序的制约下，君主耍阴谋诡计，下面绝对服从，比下面以道德为准而提出非议，不予服从，是要好统治得多。“外王”重于“内圣”，这便是韩非的伦理史观的实质。排除个人品德因素去看历史的成败，这已多多少少接近历史主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