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乘之患,大臣太重;千乘之患,左右太信,此人主之所公患也。(《孤愤》)
所以,要维护君主至高无上的权力,就一定要“防奸”、“察奸”、“除阴奸”。纵然是功臣,也决不可让其有真正的实权,必要时便可以加以诛杀。不重其功,而看重其对人主之患。历代功成之后,“飞鸟尽, 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韩信倒是说得太明白了。
他甚至提倡特务政治:
明主者,使天下不得不为己视,使天下不得不为己听,故身在深宫之中而明照四海之内。(《奸劫轼臣》)
明主观人,不使人观己。(《观行》)
君主就是这般处势抱术的,事成则君主有功,事败全由下臣所承担:
明君无为于上,群臣珠惧乎下。
有功则君有其贤,有过则臣任其罪。(《主道》)
这样的事实,几千年来,一直到今天,我们实在是见得不能再多了。在《外储说右下》篇中,韩非更是强调,只要君主擅长于权术,哪怕生活腐化佚乐,也照样能创其帝王之功业。也就是说,个人的道德修养是微不足道的,甚至愈坏的君主,就愈能成气候。他这么说,倒不是没有道理的,在伦理秩序的制约下,君主耍阴谋诡计,下面绝对服从,比下面以道德为准而提出非议,不予服从,是要好统治得多。“外王”重于“内圣”,这便是韩非的伦理史观的实质。排除个人品德因素去看历史的成败,这已多多少少接近历史主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