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明清时期，民本思想得到进一步强化。北宋张载宣传“民胞物与”[38]；司马光认为民是“国之堂基”[39]；理学家程颢、程颐宣称“民唯邦本”[40]“君道以人心悦服为本”[41]；朱熹认为：“天下之务莫大于恤民”[42]；明末清初的王夫之说：“君以民为基……无民而君不立”[43]；唐甄说：“国无民，岂有四政？”[44]
诸如此类的例子，可谓不胜枚举。总之，无论封建帝王，还是公卿士大夫；无论进步思想家，还是反动政客，无不承认民在立国兴邦方面的重要性，因而主张重民。
传统的民为邦本的思想，在中国文化中有两个走向。一是表现于以封建帝王为代表的统治阶级，他们将民众看做政权的基础，要“保民而王”，利用民众力量为其统治效劳，民众只是封建国家赋税兵役的来源，是工具，是手段。二是表现于进步思想家，往往利用民为邦本的口号，针砭时弊，劝诫统治者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甚而作为反对暴君苛政的一种口号。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归根结底，民为邦本的思想不是民主思想。民主思想是在近代商品经济的条件下产生、以法制为基础的意识。民为邦本的思想则是在自然经济条件下，以人治为显著特征的对人民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的一种强调，对统治者适当放松压迫的微弱呼唤。二者有着本质的区别。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传统重民思想是没有公民权内容的。重民的主体是君主，民仅是被君主重视的对象。重点思想在局部问题上与专制君主虽有冲突，但从全局看，它不是对专制君主的否定，而是提醒君主注意自己存在的条件。思想家们倡导重民不是要否定君主，而是向君主献策，把重民作为巩固君主地位的手段。重民思想与君主专制主义并不矛盾，它可以是君主专制主义的一种补充。[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