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年5月，他带着自己的《词语红移——多文体书写的汉语文化哲学》，再次返回故乡，让我有了联系他到四川师范大学等校讲学的机会。通过名叫“邱雯”的学生，他发来了自己精心准备的材料。我大而化之，自作主张地为他拟定了《在西方时间之外发现中国时间》和《在语言学转向中发现汉语》两个题目，请他“随便讲”。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在“任洪渊词典”里没有“随便”的位置，还不知道他的每一次讲述都是全力以赴的冲刺，每一次行动都是拼尽全力的新生命的开始。
可以想见的是，尽管有他精心准备的大量“任洪渊语花”，他浸透了生命感情的词语和声音，还是没有能够像他期待中那样，放射出应有的光。德里达的“Da-”、罗兰·巴特尔的“0”、海德格尔的“此在”，其中任何一个词语，都距离听众太远了。再加上由此而被照亮的老子“大曰远，远曰逝，逝曰返”，那就更是一个大质量的思想黑洞了。就像他70岁的脚步和10岁的脚步同时踏在平乐镇的乐善桥上，但只有他自己听见了相隔一个甲子的回响一样。他洞穿了“Da-”和“逝”、唤醒了老子和德里达的精彩讲述，更多地只是回荡在他自己的世界里。他回到了自己的故乡，却不能推开横亘在他和那么多故乡学子之间的“异代”。好在这种情形对他来说似乎早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他转而聊起了和刘再复等人的交往，聊起了自己的“80年代”，聊起了一本正经的研究和阐释对他可笑而浮浅的误解。